FDI与东道国贫困减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曾几度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从FDI形成的原因到FDI对东道国的各种溢出效应的研究，这些都为国际经济学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平稳增长，然而，贫穷问题仍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不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之一。消除贫困，解决每个人的温饱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和重要职责。早在2000年，联合国就在《千年发展目标宣言》(Miu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Declaration，MDGD)中将“促进人类发展和显著减少贫困”作为发展中国家截止到2015年的阶段性目标。 尽管FDI的出现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观点直到现在仍存有争议)，然而直到20世纪初，关于FDI的研究大多仍集中于FDI对东道国工资水平、技术溢出等方面的研究，FDI与东道国贫困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仍不为大多数学者所关注。进入新世纪后，各国政府都将消除贫困放在了本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FDI与东道国贫困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国际相关机构、经济学者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基于中国是利用外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拥有绝对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这两个现实情况，林永强编著的这本《FDI与东道国贫困减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就FDI对中国不同层面和区域的贫困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本研究结合FDI的不同类型对FDI与东道国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流入中国不同产业的FDI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经过对上述观点的探究，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FDI对我国贫困减少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且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另外，不同层面的FDI相同流入速度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程度亦有不同，显示出FDI贫困减少效应的“层面依赖性”；FDI的减贫效应在1990一1995年间，对于三个层面的贫困减少都有高区制的减贫效应。之后，城镇地区和全国总体而言，FDI的减贫机制大都处于低区制内。就农村层面来说，FDI在该层面的减贫效应“门槛”较低，这可能与我国贫困主体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有关。 (2)流入中国三大区域间的FDI对缓解三大区域的贫困状况有显著的正向积极作用，即FDI的减贫效应在我国三大区域间不存在“质”的差异。但FDI的减贫效应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却存在“量”的不同。人均FDI的变化比例(也可理解为人均FDI对贫困指数的偏弹性)对我国东部地区的贫困指数变动影响为-0.19左右，对西部地区贫困指数的影响为-0.17左右，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降低至-0.15左右。 (3)造成FDI的贫困减少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受到区域开放程度、区域内部的GINI系数以及区域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随着区域间经济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动态变化。以2003年为分界点，区域开放程度和区域内部的GINI系数对FDI贫困减少效应的溢出出现了交叉分化。2003年之前，区域开放程度一直是影响FDI贫困减少效应溢出的最大因素，而区域内部的GINI系数的影响作用则次之；2003年之后，区域内部的GINI系数成了影响FDI贫困减少效应溢出的最主要因素，区域开放程度则成为第二大因素。在区域开放程度、区域内部的GINI系数和区域科技水平三个因素当中，区域科技水平在整个考察区间对FDI贫困减少效应的溢出影响都是最小因素，但其影响作用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4)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等FDI企业作为东道国的引资“代理人”会依据东道国政府对不同类型FDI的偏好而进行“倾向性”引资。当东道国政府为了更多的引进外资给予政策优惠时，不同类型的FDI都有进入东道国投资的冲动，东道国政府不同的优惠政策会带来不同的福利影响，并且对所有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越大，反而越有可能损害本国的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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