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法的公法化》首先对“城市”、“商”和“商法”等概念做了辨析和论证，认为城市是“商”的母体，同时也是“商”的产物。作为近代商法的源流，“商人法”发轫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自治城市，它实际上是万民法的嫡传，万民法就是商法。因而，民、商本是“同根生”，“民”本是“商”，“商”即是“民”。“民商分立”只是历史的偶然和表面现象，并非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而在当代“无业不商”、“人皆可商”的泛商化社会背景下，立论于“商主体”和“商行为”的传统大陆法系商法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同归于民，导致“民商合一”。在另一个路径上，为着战时统制经济而生的经济法，以全新的理念和形象，冲破传统公私截然分野的藩篱，以强有力的“国家之手”，介入自由经济的所谓“市民社会”，全面干预、参与和管理社会经济，“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紧紧相握，共同演绎新经济的辉煌，从而导致传统商法在相当程度上的“公法化”。民商既已合一，商回归于民，然而以私法自治为本色的民法容不得商法中被渗透了公权力的一面。否则，民法就不成其为私法了。商回归于民而溢出于民的部分，就归入了“公私兼容”、“亦公亦私”的经济法。公法化了的商法就是经济法。经济法的私的一面就是传统商法所涉及的经济事务层面，即大陆法系移植于英美法而相别于英美法的“Business Law”。经济法的公的一面则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的公的更宏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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