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圆融:马一浮文化哲学研究》认为将马一浮的思想体系理解和把握为整体贯通的文化哲学创造，可能更接近于他的思想原貌。 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其特有的逻辑构成，表征着其主要理论组成部分及诸范畴系统的逻辑关联，体现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即由作为逻辑起点的判教论到范畴层面的名相论，再到作为理论基础的心性论和逻辑展开的六艺论，最后归结为人格层面的证人论。 第一章判教论旨在说明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建构方法和思维手段。在马一浮看来，判教是在风云诡谲、文化跌宕的时代环境下的价值抉择。因此判教在其文化哲学中就突出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其核心是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衡准。马一浮在研究儒佛二家判教理论的基础上，本着“异而知其类，睽而观其通”的圆融宗旨，发展出现代新儒家的判教理论体系。判教论还表明了马一浮的文化史观，对以三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展开富有时代意义的判教，通过判今古、判朱陆、判汉宋、判三教，乃至于判中西文化，在新的历史文化参照系中，重新定位和厘清固有文化的思想秩序和价值内蕴，从殊相中寻找共相，将六艺确立为传统文化的纲维和中西文化统摄的前提。通过其判教活动过程，马一浮建构起自身的文化哲学体系，在整体逻辑结构中渗透着深刻、鲜明的判教思维方式的影响。 第二章名相论阐述了马一浮文化哲学在范畴层面的价值转换和义理融通，主要解决范畴的可通约性和价值的对应性问题，在纷繁的语词密林中寻求文化共性，通过秩序文化条理获得范畴归致。马一浮首先从义理与名相的关系人手，指出其作为能指的名相在儒、释、道等思想体系中都各有殊异，但其作为所指的义理都是一致的，因此就为传统哲学中的名相圆融提供了理论前提；其次，马一浮从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对理气、知能、止观等范畴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清理，对历史上存在的理学与心学、儒家与佛教的分歧和对峙进行了疏通和批导。 第三章心性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六艺论的合法性依据和价值根源判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解决心性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为文化主体进行全面的心性贞定。当然，作为宋明理学中心话题的心性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敏感度，一方面它充满了理学与心学的紧张；另一方面亦有被时人目为空谈心性的诟病。马一浮以《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作为基本框架，超越性地提出“心兼理气、统性情”的命题，并从心外无物、本体与功夫角度作了阐述，表面看似乎是接受了心学的立场，实际上马一浮是对理学和心学都作了修正和调整，建构起六艺价值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其文化哲学最主要观点。 第四章六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逻辑展开，表明了马一浮对文化本质及其现象的总的看法，主要解决文化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体现了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构。他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为总命题，分别论述了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六艺统摄西来学术等，他认为人心是六艺之价值源泉，因此只要人心一日不灭，六艺之道则炳然长存，作为西方价值的真、善、美亦可被六艺价值系统所摄。实际上原本作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溢漾出具体历史文本内容范围，由迹至本，成为具有越超性的价值原则。他认为六艺散在《论语》总在《孝经》，故在复性书院的讲经活动已经变为对传统文化中六艺之道的阐扬，包含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刻文化忧患和对人类文化走向的终极思想关切，所以又转向对人的追寻。 第五章证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在人生、人格层面的贯彻，主要解决人生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是文化精神的生命流溢。简言之，是证什么人、如何证、证什么的问题。马一浮指出由六艺之道，行六艺之教，最终是为了证成六艺之人，也即是对六艺的心性证验和生命自觉。所以他首先区分人格类型，以君子、圣贤作为完美人格的典范；其次批判现代大学制度，主张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来进行培育、涵养，复性书院的学规可视为其人格教育思想的纲领。但毫无疑问，所有外部的环境条件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读书践履从而发现和证验自性本具之理，充实和推进人格的完善，成为抗日战争和文化建设运动中的中坚。 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以六艺为核心观念，其内在理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观念而展开的。判教论据六艺判教，既是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又体现了以儒学价值为本位的文化史观；名相论将繁杂的范畴归致于六艺义理，是同一所指的不同能指；心性论旨在揭示六艺乃人人自性本具之理，由此贞定文化主体；六艺论重新建构了中西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证人论则突出了对六艺之人的教育和塑造，所以“六艺”在马一浮那里已消褪了经典文本的意味，而成为人类文化理想的象征，普遍文化价值的范型，完满人格类型的楷模。 第六章三圣论对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具有共同的时代主题，即如何解决近现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如何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和思想秩序，实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结合各自的经历境遇、理论凭借、兴趣机缘，作为儒林领袖，他们独立地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时代意蕴和理论生命力，导向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建构，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与互动生成；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从心性本原疏解中西文化的紧张与对立。本章从三圣的共时性理论建构的角度，分析他们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的不同特点，由此把握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脉向，强调“中国的哲学”的内在生命精神。 结语部分概括了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特点，即理论形态的传统性、哲学话题的时代性和价值取向的圆融性，分别阐发了其在诠释学、文化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丰富意蕴，并就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偏向作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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