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的一个理论探索:横向与纵向政府间财政互动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了一个理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新框架，既有框架从“政治集中，经济分权”的中国特征出发，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和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本框架也是从“政治集中，经济分权”的特征出发，但强调威权政治约束下的上下级政府间纵向互动，并将之与地方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纵横联动的二维财政分权体制空间。 我们通过三个情境系统地识别了这种纵横联动的二维财政分权体制。在税收增长情境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倾向于压低均衡的实际税率，而政府间的纵向竞争压力倾向于抬高均衡的实际税率，税收增长路径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强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间纵向财政收入竞争诱发了税收征管效率的不断提高，抬高了实际均衡税率，导致持续多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支持这一理论推测。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情境下，县与市在“财政地理空间”内横向竞争，在“财政权力空间”和“行政权力空间”内纵向互动。是“市刮县”还是“市带县”？众说纷纭，实难分辨。我们以浙江省（典型的财政“省直管县”）与江苏省（2007年之前是典型的财政“市管县”）为例，发展了一个识别县市财政互动关系的比较财政体制实证分析框架，为当前正在全面推进的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事前判断和事后评估工具。在乡镇层面的税权交易情境下，以税收指标任务为媒介的上下级政府纵向竞争诱发了基层政府之间的“地下”合作行为：税权交易。交易双方的福利因此得以改进，同时，税收负担的地理分布和两级政府间的实际分权程度都发生改变。税收制度不规范内生税收计划控制，而税收计划控制内生“税权交易”。 探索二维政府间财政互动关系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财政现象本身的解释，而且是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有力工具。在此框架下，“低”社会发展与“高”经济增长现象可以同时得到较好的理解。首先，我们继续探索了21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低”社会发展侧面——公共支出结构偏差问题。在比较了多种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我们从政府间横向竞争和纵向财政互动的角度解释了系统性偏差的根源。其次，中国式分权下的土地财政模式进入了我们的理论视野。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一次根本调整，我们在国企改制的“政府间横向竞争论”、“政府间纵向竞争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土地财政论”，指出了土地升值促进国企改制的内在机制。地方政府控制土地配置权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是土地财政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政府间财政竞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纵向财政收入竞争催生了土地财政的成型。无独有偶，土地财政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超常作用。政府间横向竞争创造了强大的基础设施需要，而基础设施供给面的融资模式创新则使需要成为现实的需求。供给面的融资模式创新体现为“土地出让金效应”和“捆绑BOT效应”，而后者恰恰解释，了2009年之后浮出水面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机理。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利弊得失之一斑。 作为结尾，在上述被反复运用的理论框架下，我们简要讨论了一些未尽的重要议题，包括区域市场分割和整合的逻辑，土地财政模式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螺旋式”财政一金融风险的累积和防治。这些重要而有趣的议题值得后续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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