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讲弗里德曼》讲述了：事实上，正是80年前的那场经济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主义，使其思想迅速在西方世界得以传播，被各国政府采纳，掀起了一场革命；而之后当凯恩斯理论在处理滞胀问题陷入困境之时，弗里德曼却因其新自由主义声名鹊起；80年后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和深化，各国政府又开始纷纷谴责甚至摒弃“新自由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理论。在每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经济学家总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矛头直指的对象。其实，经济学家的理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固然存有影响，但却无需过分放大。总体而言，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分不开，是潮流的产物，尽管其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评判一种理论的优劣却不能脱离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此番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缺位，属于政府过失。尽管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并非主张完全无政府，正如他在《自由选择》中曾写到：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他也并非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只是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他更希望政府仅仅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因此，面对仍未见底的世界经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理论孰优孰劣我们无从评说，但如果就金融危机而彻底否定弗里德曼及其理论未免太过偏颇。因为毋庸置疑的是，尽管自由市场制度并不完美，无论是其运行的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它仍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危机后的非常时期，政府干预不失为纠正市场失灵的一个手段。但我们更应关注的，不是是否以政府干预经济代替自由市场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市场缺陷，找到干预市场与市场本身效用发挥的平衡点，对政策制定进行调整，以此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当危机度过之时，政府则应当从经济干预中及时撤离出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展望经济的未来，我们依然要学会用弗里德曼的眼睛看世界。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重温了大师的累累的学术硕果，更感悟到其对学术坚忍不拔的追求。弗里德曼在极其不利的学术环境下依然长期坚定地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并宣扬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直到逐步受到各界重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西方政府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这种执着的研究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嘈杂、浮躁的世界里，或许比理论本身更具价值。建立信仰、追随信仰，以平和严谨的心态从事研究工作，这是大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对所有学术工作者的一次灵魂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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